周恩来总理一贯关怀我国的文化、科技教育事业和广大的知识分子,由陕西甘泉县搬迁到河北涿县

周恩来总理一贯关怀我国的文化、科技教育事业和广大的知识分子,即使在“文化大革命”和“四人帮”的疯狂的破坏中,他也是尽可能地予以保护。原北京农业大学本来是全国重点农业大学,在“文革”中后期已处于崩溃的边缘,也是周总理费尽心血把这所名牌大学保全下来的,其中有一些人所不知的细节,不可不加以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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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10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高等院校下放问题的通知》。据此,原中央各部所属高等学校大都下放地方领导。10月至12月,全国一些高校被裁并,许多设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的高校被外迁,大批师生员工及家属下放农村。按当时的理论,文科院校应以社会为工厂,便于知识分子更广泛地接触工农兵群众,接受再教育,加速世界观的改造。因此,作为农业院校的北京农业大学更是理所当然地被下放农村。

中国农业大学,自然是农业领域内最顶尖的大学。虽然,近年来涉农类大学普遍不被人们看好,但中国农业大学顶着211、985、双一流的光环,录取分数线也是不低。

1969年12月,驻农林部军代表在北京饭店召集原北京农大革委会代表和驻校军宣队队长等,宣布北京农大为撤销单位,在北京马连洼的校舍和在涿县的农场都要交出,分别移交国防科委和4973部队,立即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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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5月初,驻农林部首席军代表传达国务院决定:农大还要办,应迁往陕西省。同月,农林部会同驻校军宣队、校革委会代表去延安选择校址。

北京农大这次搬迁到河北涿县,虽然办学也困难重重,但比起在陕西甘泉县,那办学条件要好很多。可以说,由陕西甘泉县搬迁到河北涿县,给了北京农大一线生机。

5月26日,农林部军代表向国务院报送:《关于农业大学迁往南泥湾的选点报告》,报告列举了在延安地区建校的诸多困难,建议下放给陕西省管,另选校址。

到了1970年5月初,又传来国务院的决定:农大还是要办,应迁往陕西省。农林部会同驻校军宣队、校革委会代表去延安选择校址。5月26日,农林部军代表向国务院报送:《关于农业大学迁往南泥湾的选点报告》,报告列举了在延安地区建校的诸多困难,建议下放给陕西省管,另选校址。虽然,在6月30日校方意见,是请中央批准北京农大仍然留在华北办学,以免搬迁造成损失。但这个意见没有被采纳,依旧确定北京农大搬迁陕西。到7月中旬,选择的办学地点是陕西省甘泉县清泉镇,这是一条40里长的大山沟。从8月中旬动员师生搬迁到9月10日搬迁完毕,北京农大开始了在陕西办学的艰难历程。

6月30日,驻农大军宣队和农大革委会向国务院科教组呈送报告并附给周总理的信请代为转呈。大意是请中央批准农大留在华北地区办学,以免搬迁造成损失。但信被扣压。后农大接到某中央领导人的批示:“……农大仍然搬迁陕西,这对农大是个很好的锻炼,希农大同志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做好工作,使其顺利搬迁……”

其实,这次“京校外迁”波及的高校,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迁出北京,一部分是撤销。1969年12月,宣布北京农大为撤销单位,在京的校舍和在河北涿县的农场立即交出。北京农大师生,则下放到农村,进行所谓的“劳动锻炼”。

7月中旬,农大校革委会代表和驻校军宣队长再次去陕西选点,最后根据陕西省革委会意见选点在延安地区甘泉县清泉镇,这是一条40里长的大山沟(原来是一个劳改农场)。8月中旬召开全校大会动员搬迁。9月5日第一批教职工101户295人乘专列赴陕西西安,9月10日第二批173户682人乘专列赴西安,先后用卡车转运至陕北,分别居住在洛川以北至延安市一线,主要集居在清泉沟。

正是此次回迁北京,让北京农大获得了新生。

这以后的2年是北农大最艰难的2年。在清泉沟里,水质不纯,含有有害物质,一些进口优良品种的种马、种牛、种羊、种鸡、种鸭陆续死去,在劳动中还有3位教师被山火烧死,一些教师、职工受伤骨折。教职工在繁重劳动之余,营养不足,体质普遍下降。同时地方病也开始在教职工中蔓延。主要是克山病,大骨节病,如1971年4月6日统计,教职工及家属中克山病患者46人,小孩15人,大骨节病27人。经批准去西安治疗的教职工72人,确诊为地方病的67人,以后情况更为严重,据陕西省卫生局医疗队1972年在清泉沟对教职工病情的普查结果,约有9-10%的人们患有不同程度的地方病。一时人心惶惶,不少教职工经学校批准因病请假离校,赴外地投亲靠友,清泉沟校部人员大大减少,农大已接近崩溃的边缘。

1972年10月,王震到陕西视察,北京农大副校长沈其益找机会见到王震反映了北京农大在陕西办学所处的困境。后来,王震回京向国务院周总理汇报了北京农大在陕西办不下去的情况,商定将北京农大迁到原来的河北涿县农场办学。到1973年9月,北京农大全部搬迁到河北涿县。校名也改为“华北农业大学”。

1971年4月15日至7月31日,国务院召开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在张春桥、迟群等人的操纵下,会议《纪要》胡说“文化大革命”前的17年高校是资产阶级专政,培养出来的学生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两个估计”当即受到了周总理的明确批评。周总理在接见会议领导小组成员时指出:“毛主席的红线也是照耀了教育路线的。”“知识分子的大多数是接受共产党领导的,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对教师队伍和解放后培养的学生要作具体分析,要辩证地看问题。”

现在,中国农业大学的校徽上,有“1905”和“农科大学”的字样,其实,真正的北京农业大学,是在1949年9月29日由北京大学农学院、清华大学农学院和华北大学农学院合并而成。这应该是北京农业大学真正的建校时间。

这个时候,农大的教职工,无论是留守陕北或者流浪到外地的,都眼睁睁地盼望着有一天云开雾散,一线阳光重新照耀到农业大学。

1978年11月29日,,在邓小平批示下,国务院排除重重阻力,批准北京农大搬迁回北京原校址办学,并恢复北京农业大学校名。

这一线阳光终于来了。

中国农业大学在1995年9月由北京农业大学和北京农业工程大学合并而成。想想当年的北京农业大学由北京外迁之后任其自生自灭这样狼狈不堪的经历,想想当年的北京农业大学差点因搬迁而致残,看看今天中国农业大学的现状,还是应该感至幸庆的。

北京农大搬迁陕西,图书仪器等损失巨大,特别是甘泉县清泉镇根本不具备应有的办学条件,不少教职工以请假的名义离开学校到各地“投亲靠友”,北京农大到了濒临消亡的边缘。而期间的北京农大也一度并入延安大学,连北京农大的校名也被取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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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要是往前追溯的话,可以追溯到1905年建立的京师大学堂农科大学。这是北京大学农学院的前身。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类大学自然受到重视。1954年北京农业大学被定为全国六所重点院校之一。可是,到了后来,伟大领袖有一个着名的言论:农业大学办在城里,不是见鬼吗?再到1969年10月26日,在着名的“京校外迁”决定中,北京农业大学迁出北京,就是顺理成章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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