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推动革命,有两种公民教科书同时出版

在全球范围内,随着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及国家之间的交流、竞争、结盟、冲突、解体、变革等状况层出不穷,近几十年来,“国家认同”(national
identity)始终是各国都较为关注的一个问题。各国在这个过程中反思现代国家之所以形成的凝聚力,社会心理基础以及历史认同内涵,在此基础上思考变革人类生活方式的的可能性及其走向。


1917年,中华书局出版了浙江吴兴人方浏生编辑的国民学校用《公民读本》,台湾教育史家司琦教授认为这是“我国最早的公民教科书”1。若限定在国人自编教本的范围,笔者同意司琦教授的论断。《公民读本》是1922年壬戌学制建立公民科之前为数不多的公民教科书之一,其“编辑大意”说明主旨是教授“公民所必需之知识及道德”,并列出八个要点2:甲,
民国组织之大要;乙, 民国立法、行政、司法之大要;丙,
国民与国家之关系,及其权利、义务之大要;丁,
国家财用与国民生计之大要;戊, 法治国之精神;己,
自治制之大略,及其能力之养成;庚, 国际竞争及现世界之趋势;辛,
民主国立国之元气。
教本上册有国家、国民、民族、国体、政体、国会、政府、法院、国民之权利义务、法律与道德、自治和选举等课文,下册有军备、警察、户口、租税、国债、预算决算、货币、教育、生计、公众卫生、外交及欧战等课目。
第一课《中华民国》,说明我国两千年来“君主专制,不足图治”,因而“起革命军于武昌,全国响应,清廷逊位,中华民国于是成立”3。开篇讲述国体变革过程,给人强烈的历史定位感。
《政体》一课对比立宪与专制,说明分权制衡机制:
“立宪与专制之别,即在主权作用之有限无限。盖立宪之国,既有宪法,以定政权所属。又设国会以立法。设法院以司法。政府失政,国会得弹劾之。诉讼裁判,法院主之。行政官不能干涉。故政治趋于正轨,人民无所冤屈。专制国则反是。政权无限,威福自专,人民冤苦,末由陈诉。积久溃决,必起革命。现代各国,或由人民请求,或由君主自动,均已改为立宪政体。否则人民革命,变为民主国体,而行立宪政体。我中华民国亦其一也。”4
《国会》一课告诉学生,国会由人民选举议员组成,“国会之行为,不啻人民之行为”。国会职权包括立法权和监督财政权:“凡政府收入支出,事前必编造预算,求国会之同意。事后必编造决算,得国会之承认。”5
《政府》一课讲述大总统的性质、产生方式、权能及任期,并介绍国务院的组成及政务施行程序。
《选举》一课强调“选举为人民之权利,故人民不当放弃选举权”,选举的原则是:“其人而果善也,虽与我绝无私交,我当举之。其人而不善也,虽权足以制我,利足以动我,我亦不当举之也……”6
课文最后总结中华民国的根本精神:“自大总统以至各级官吏,皆为国家之公仆。故人人皆治人者,人人皆治于人者,人人自由,人人平等。7
这些课文在今天看来是非常基础的政治常识,是作为一个现代公民的必备知识。很难想象在近百年前的教科书中已经有如此妥当周全的论述。
该书为“国民学校”用书。民初学制划分小学校为“初等小学校”和“高等小学校”,初小修业4年,袁世凯任大总统后将“初等小学校”改为“国民学校”,修业年限不变。作者说明这部读本就是遵照《国民学校令实施细则》而编8。课文文辞雅驯、论述中平,没有空洞的道德说教,以近代国家结构和运行机制为核心,强调国体变更、政体改革的意义和中华民国的历史地位,这是一种宝贵的现代启蒙。
读本的编辑者方浏生已不可考,不过笔者搜罗查知他编写过数种教本。191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他编著的儿童识字书《蒙师箴言》,同年中华书局出版的他编写的高等小学用《新式修身教科书》已发行至第7版。该书的校订者也是学有专精、具有新知识和新理念的学者——主要校订人是著名政治家、法学家、外交家王宠惠,1917年王宠惠结束护国运动后赴京担任法律编纂会会长,在此期间校订了该读本。另一位校订者是著名教育家、出版家、中华书局的创办人陆费逵。该著通过教育部审定并多次再版,市场影响俱佳。
更重要的是,如果对照方浏生自己所编著、销量不错的《新式修身教科书》——观其第一册22课目录:慎独、不妄语、尚朴、有恒、进取、求知识、修技能、勇武、致良知、力行……9,可以看出《公民读本》已形成自成一体的知识结构,在知识内容和观念培养上与“修身”教本几无重合。在“修身科”尚未退出课程体系、“公民科”尚未登上历史舞台之时,它开创了日后公民教科书的知识体系,标志着公民教科书的诞生。
二 方浏生的《公民读本》并非无源之水。
众所周知,两千多年前的古希腊已经产生了含有政治权利和社会结构意义的“公民”概念,不过古希腊的公民将妇女和奴隶等排除在外。近代意义上的“公民”伴随着资产阶级政体的确立而建立,公民作为政治参与的主体在各国宪法中获得认可。在中国传统典籍中,“公民”一词出现很早。《韩非子》中有“是以公民少而私人众”10,但其含义略近于“具有公心之人”,并不具有政治参与内涵。正如马克斯·韦伯认为的,传统中国没有发展出近代公民观念11。
晚清以来,近代政治常识尤其是国家制度学理等知识开始引介到中国。尤其是清末十年,日文法政类书籍被国人大规模翻译出版。熊月之曾列举出清末“译作最多,成效最大”的若干法政著作,指出它们“将西方国家观念、国际观念、法制观念、天赋人权观念、权利义务观念、自由平等观念,集中而具体地介绍进中国”12。这些近代公民应具备的常识推动了“公民”概念的萌发。中国近代意义上的“公民”概念出现于19世纪末。1899年,改良派思想家何启、胡礼垣在《新政真诠》中呼吁设议院、张民权,指出“议院一开,则用人之法必变,无论科甲之士,商贾之家,皆得为议员,但须由公民举”13,金观涛、刘青峰认为这是中国人最早用“公民”指国家成员的意义14。1902年梁启超发表对于教育政策的看法,呼吁“今日欲立国于大地,舍公民自治,其无术矣”15,“公民”一词在梁启超这里更加具有近代政治参与内涵。蔡元培曾指出中国公民教育从晚清开始,19、20世纪之交“公民”意识的萌芽证明了他的论断16。
在这种浪潮的推动下,晚清一些新式教科书中,逐渐出现有关近代公民知识的课文。1903年文明书局出版一套“蒙学教科书”,其中《蒙学修身教科书》是近代学制确立后的第一部较有影响的修身教本。此书分修己、保身、待人、处世四章,有关守法、纳税、财产和政治等内容属于“处世”章,相关课文有:
“纳税者皆有监督用此税项之权。”17
“我于公财产无取用之权,我于私财产有支付之权。”18
“天下无无政治之国家……同一政治,必民之多数以为可者,方著为令。”19
这些论述已明显属于近代政治常识,是对国家和社会的新认识。
中华书局的创办者陆费逵在晚清也编有修身讲义。1910年清廷尚未覆亡,他的讲义就论述“君主国体”和“民主国体”的区别,“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并立的“立宪政体”与“专制政体”之别20,较早介绍三权分立等知识。这些固然是晚清新政和立宪舆论浪潮的推动,但也不能不让人佩服其胆识。
1906年广智书局出版了麦鼎华译日本元良勇次郎著《伦理学》,课文虽然论述“臣民相互之关系”,但开篇先论“自己”,其后讲“国家组织”、“政府与人民之关系”等21。蔡元培为之作序,申明中国传统学术缺乏国家伦理和“蔑视个人之权利”之弊22,认为此书可补此不足,“吾愿我国言教育者,亟取而应用之,无徒以《四书》、《五经》种种参考书,扰我学子之思想”23。该著是晚清少见的强调“个人权利”的著作。或许正是由于蔡序对“个人权利”的肯定,学部大为不满,指斥该书“中西学说杂揉其中,且有蔡元培序文,尤多荒谬,下令查禁”。不过这部书还是很受学堂欢迎,商务印书馆加以变通,署名“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辑而出版,各省中小学堂“仍多用之”24。
清政府于1905年底成立学部,为实现“国定本”目标而与民间出版机构展开竞争,它的教科书也介绍一些近代政治知识。学部第一次编纂高等小学《国文教科书》有一课“国家三要”:“孟子曰,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政事者,主权之谓也”,“一国之人,当同心协力,以助其君上共保主权,勿使为他人干预也”25,教育目的是使“通国之民,皆具忠君爱国之诚心”26。由于学部所编教科书数量较少质量一般,影响不如文明书局、商务印书馆等民营机构的新式教科书。
民国建立之后,教科书中的政治常识有所增加,也更接近近代政治学。
伴随民国建立而出版的《共和国教科书新修身》可做代表。其高小用书共8册,每册十几至二十几课不等。涉及近代政治知识的课文有自由、人道、守法律、纳税、服兵役、选举、博爱、人权、国际道德等,数量明显比晚清增多,法国大革命的“自由平等博爱”精神在教科书中获得高度肯定。“人权”一课讲道:“人权者,人人所自有、而非他人所能侵损者也”。人权“有对于公众之权,有属于个人之权”——“组织社会、参与政治、选举议员,举吾学识之所及、皆得发布于外、以求有益于人类,此人权之对于公众者。信教自由、营业自由、生命自由、财产自由,意志所在即权力所在,非他人所得干涉。此人权之属于个人者。”课文要求“使学生知保护人权”。27“共和教科书”通过教育部审定,当月就再版5次,四个月后再版达15版,获得很好的市场认可。
另一部《中华共和国民读本》有“权利”一课讲说:“政治家有言曰,鱼之游泳于水中也,出于自然。人之生于斯世,其必有权利者,亦出于自然。此即权利出于天赋之说也。次之有社会契约之说……”28天赋人权观念和社会契约理论堂而皇之走进教科书中,这是很大的超越,也是民初教科书的突出特点。
“共和国教科书”和“中华教科书”几乎垄断了民初教科书市场,它们的影响不容小视。日益增多的近代政治知识说明,教授公民常识、培养儿童认识和参与社会的意识越来越成为普通教育固有之意。这种背景下,方浏生《公民读本》的出现也就顺理成章了。

其实在1917年1月,有两种公民教科书同时出版。一种是中华书局出版、方浏生编辑的国民学校用书《公民读本》,另一种是商务印书馆出版、刘大绅编辑、陈承泽校订的“共和国教科书”《公民须知》。就内容之完善和影响而言,前者略拔头筹:《公民读本》上下两册共30篇课文,内容丰满,编校者影响较大;该书还有教授书配套发行,初版后不断再版,1925年已至第18版。《公民须知》仅有19页,未发现再版情况或其他后续影响。故而方浏生编辑的《公民读本》配得上称“第一部公民教科书”。
要强调的是,公民教科书的诞生、公民教育的开展,离不开中国近代教育体系的规制。
20世纪初“壬寅-癸卯”学制建立,确立起近代教育制度,顺应并推动了公民知识的传播。不过从《钦定学堂章程》、《奏定学堂章程》,到民元颁布的“壬子癸丑学制”,都没有“公民科”的位置。随着“公民”概念被社会广泛接受、公民教育观念日益增强,它才逐渐从边缘知识成为学堂课程。
1916年1月,教育部公布《国民学校令实施细则》,规定修身科从第三学年起,在原授“道德之要旨”外,加授“公民须知”29。同年10月,教育部再发部令对施行细则进行修正,加入一项说明:“自第三年起兼授公民须知,示以民国之组织及立法、行政、司法之大要”30。这是公民知识进入学校课程之始。方浏生的《公民读本》就属于修身科目下的“公民须知”,本文开头所列“编辑大意”即以此修正细则为根据。
方浏生编写《公民读本》的时代,国家政局并不安靖,“共和”国号有名无实。教育界人士深思认为
“国民之无公民常识当为重要原因”31(方浏生也当是赞成者)。教育部于是联合各界同仁成立教育调查会,于1919年拟定“养成健全人格,发展共和精神”为教育宗旨32,明确指出“共和精神”包括“养成公民自治习惯,俾人人能负国家社会之责任”33。公民教育成为“发展共和精神”的题中之义。几年后的1922年,“壬戌学制”确立——这是中国近代存在时间最长、影响至今的学制系统,次年《新学制小学课程纲要》公布,“公民科”取代“修身科”成为学堂科目,由此书写了中国公民教育的华章。此是后话。
公民作为现代民主教育的核心已成为当今社会的共识。近二三十年来,由于对近代教育思想及其价值的发掘,公民教育研究重新成为热点。从正本清源的角度看,呈现历史实景越来越显示出重要意义。我们有必要回望并发掘曾经拥有的“公民教育”经验。1
司琦著《小学教科书发展史》,国立编译馆主编,台北:华泰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2005年,第1007页。
2
方浏生编辑:《公民读本》第一册,上海:中华书局发行,1917年,编辑大意。3
方浏生编辑:《公民读本》第一册,第一课。4
方浏生编辑:《公民读本》第一册,第六课。5
方浏生编辑:《公民读本》第一册,第七课。6
方浏生编辑:《公民读本》第一册,第十五课。7
方浏生编辑:《公民读本教授书》第二册,上海:中华书局发行,1917年,第十五课。8
方浏生编辑:《公民读本》第一册,编辑大意。9
方浏生编著:《新式修身教科书》第一册,中华书局,1917年第7版。10
《韩非子·五蠹》。11
德里克·希特:《公民身份——世界史、政治学与教育学中的公民理想》,郭台辉等译,吉林出版集团,2010年,第4页。12
第659页。13
郑大华点校:《新政真诠——何启、胡礼垣集》,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99页。14
金观涛、刘青峰著《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法律出版社,2009年,第509页。15
梁启超:《教育政策私议》,《饮冰室文集》之九,第三九页,《饮冰室合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9年版。16
蔡元培在1912年曾说:“尚公,与吾所谓公民道德,其范围或不免有广狭之异,而要为同意”(见蔡元培:《对于新教育之意见》,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二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36页)。他把晚清五大教育宗旨之一的“尚公”宗旨视为中国公民教育的开端。17
李嘉榖编著:《蒙学修身教科书》,第一百十一课。18
李嘉榖编著:《蒙学修身教科书》,第一百十四课。19
李嘉榖编著:《蒙学修身教科书》,第一百十五课。20
陆费逵编《修身讲义》,第53页。21
麦鼎华译、元良勇次郎著《伦理学》,广智书局,1906年第5版。22
麦鼎华译、元良勇次郎著《伦理学》,蔡元培序。23
汪家熔:《蔡元培和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九十年——我和商务印书馆(1897-1987)》,第481页。汪文所引为1908年文明书局的又一个版本,书名为《中等伦理学》,与广智书局出版的《伦理学》作者、译者相同,且同为蔡元培序,故是同一著作无疑。24
《教科书之发刊概况》,
中华民国教育部编:《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戊编,开明书店,1934年,第121页。25
学部编译图书局编纂、印刷、发行:《高等小学国文教科书》第一册,第二十二课。26
学部编译图书局编纂、印刷、发行:《初等小学堂国文教科书》第十册,宣统二年,第四十九课。27
庄庆祥编纂、庄俞校订:《共和国教科书新修身教授法》第六册,商务印书馆,1913年,第二十四课。28
庄泽定、秦镐:《中华共和国民读本》上册,中华书局,1912年,第六课。29
《教育部公布国民学校令实施细则》,璩鑫圭、唐良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第811页。30
《教育部令第20号(修正国民学校令实施细则)》,璩鑫圭、唐良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第824页。31
舒新城:《近代中国教育思想史》,中华书局,1929年,第十八章,第349页。32
《教育调查会第一次会议报告》,璩鑫圭、唐良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第859页。33
《教育调查会第一次会议报告》,璩鑫圭、唐良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第860页。

对于中国而言,现代中国的形成以辛亥革命后建立中华民国为标志。此前数十年的历史,就是中国人为建设一个不同于旧王朝的现代国家而斗争的时期。这种奋斗是全方位的,既包括武力革命,也包括文教制度的渐进变革。这个过程的一项重大成果就是新式教育的建立。也可以说,中国的新教育作为整体社会革命的一股力量,伴随并促成了一个现代国家的诞生。

教育推动革命,革命更直接地阐释、传播了新观念,增强了认同。1930年代,中国一位教育家陈翊林写过一篇文章,回顾新教育以来的经验指出,新教育的重要成就在于启发民众的国家观念,“一个人不知道国家的事情还可糊涂生活下去,一经知道便要来想方法改造”,所以“新教育最大成绩,在使国民知道爱国,实行革命,而有辛亥革命的结果。”[1]这是对教育改良和中华民国诞生之关系的直接论述。

我本人从事中国近代教科书研究,对这个论断十分认同,体会尤其深刻。我认为,新教育对于建立现代国家有两个方面的贡献,在两个方面增强了国人对于新国家的认同。

一, 文化层面:促成国家观念的变化

1902年清政府颁布近代第一个学制“壬寅学制”,其中《钦定小学堂章程》规定,“教习学生,一律尊奉《圣谕广训》”,“每月朔由教习传集学生,在礼堂敬谨宣读《圣谕广训》一条”[2]。规定蒙学堂的修身科“教以孝弟忠信、礼义廉耻、敬长尊师、忠君爱国”[3]。1904年初颁布“奏定学堂章程”即“癸卯学制”,规定初等小学堂历史科目的教学要义为“略举古来圣主贤君重大美善之事,俾知中国文化所由来及本朝列圣德政,以养国民忠爱之本源”[4]。高小历史科要求“尤宜多讲本朝仁政,俾知列圣德泽之深厚”[5]。这些都是“忠君”宗旨在教学中的体现。“圣主贤君”成为教科书的主角,他们的“重大美善之事”成为教科书的选材标准和主要内容。

在这种国家意志的强制之下,当时的教科书中,“君臣观念”和“尊君观念”成为重点。最早的新式教科书中,例如1902年无锡三等公学堂编《蒙学读本全书》二编的第一课:“大清皇帝治天下,保我国民万万岁,国民爱国呼皇帝,万岁万岁声若雷。”[6]190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纂,蔡元培、张元济等校订的《最新初等小学修身教科书》,课文中有“爱国”和“死国”两课,用先秦故事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为臣者,内其禄而外其身。今所以养母者,国之禄也。食其禄而不死其事,不可。”[7]这话是说,作为臣子,享受国家的俸禄,那么生命也就属于国家,当国家有难之时就应该义无反顾为之献身。晚清学部教科书更加强调“忠君爱国”是人民的职分。有课文说:“吾侪生于盛平之世,耕而食,凿而饮,安居而乐业者,皆吾君之赐”
[8]。它的意思是,人民的衣食生活来自君主所赐,人民世代受君恩,理当感恩图报,君国一体,尊君才是爱国。

民国建立,忠君和尊君观念在民初教育中得到认真的批判和清理。

1912年,教育部制定《小学校教则及课程表》规定,小学校的“本国历史”课“宜略授黄帝开国之功绩,历代伟人之言行,亚东文化之渊源,民国之建设,与近百年来中外之关系”[9]。“历代伟人”的言行事迹取代“圣主贤君”成为儿童尊崇的榜样,文化变迁和国家制度建设成为主要线索。

在此宗旨引导下,“共和国教科书”之“新历史”编者宣布,“本书尤注重于国土之统一,种族之调和,而于五大族之豪杰,择其最有关系者,一律编入本书”[10]。“中华教科书”之历史教科书的编者“择述自黄帝以来开化之概略,历代伟人之言行,与夫最近中外交通之关系”,使儿童“既知文化之由来,复知世界大通之利益”[11]。足见教育出版界同人对教育部教学宗旨的认同。

教科书中某些史事叙述语言的改变十分明显。例如“龙兴”之类用语不再出现在教科书中,对洪秀全太平军不再称“发贼”,讲述历史过程,立场更为中立。对于刚刚成为历史的辛亥革命,民国初年的教科书倾向于从制度深层进行反思,指出满清从盛世走向衰败使国威受损,其“致乱之缘由”包括内部政策、国际关系及社会问题等诸多方面[12],根本上是因为“清廷不知改良政治为根本上之解决”[13],而“以专制政体演成此现象,固为不可逃之公例”[14]。教科书要让儿童知道“君权民权之消长”[15],民国建立的最大意义是“千年专制政体,一变而为共和”[16]。

“共和”宗旨指导下的民初教科书,强调“中华民国”的本质在于“五族共和”。指出满清统治制造了种族成见和帝王、臣民之间的阶级不平等等问题[17],民族团结并非政体变革之结果,而是政体变革的促动因素这样一个道理:“我国数千年文化,非一民族之功。即今日改专制为共和,亦我五大民族共同之力”[18]。这种符合历史事实又充满温情和敬意的叙述,反映了教科书编写者深刻的历史认知。

二, 制度层面:推动新的国家制度认同

清廷还未退位,民国尚在酝酿当中,晚清就有教科书谈到国体、政体知识。陆费逵的《修身讲义》有课文解说,“主权在民“就是民主国体,“主权在君”为君主国体;“立法、行政、司法三权,由一机关行之者,曰专制政体;三权各有独立之机关者,曰立宪政体”[19]。这是较早的国体、政体教育。陆费逵联系实际指出,“我国自古以来皆行专制政体”,甲午之后这种局面发生改变,清廷立宪之后,“自是以往,吾国将为君主立宪之国矣”。以近代政治学理论来说,“主权在民”是近代国家的标志。这一知识第一次出现在清末教科书中,意义重大。

民国建立后学部教科书被废除,1912年教育部订定小学校教则规定,小学修身“宜授以民国法制大意,俾具有国家观念”[20],晚清时期作为立宪附属品国家知识教育,现在成为国民教育的主要内容。“法制大意”课程承担了传布“国家观念”的责任。

1914年,商务印书馆在其“共和国教科书”中推出一部“法制大意”,成为体现这一教育导向的典型范本。此书目的是使学生“藉得法政常识,以养成共和国民之资格”[21]。《法制大意》是初步政治常识、国家构成和运行知识,以及基本法律知识的综合融汇。它第一次全面宣示了“共和国民”与专制时代“臣民”的不同,表现在新政体下国民所拥有的全部权利。“人民”拥有的权利被记载于宪法,包括身体自由、居住、财产、营业、言论著作出版集会结社、书信、迁徙、信教、请愿陈诉、诉讼受审、选举被选举权利等十多种[22],这是晚清教科书中前所未有的全面、系统论述。

三,教育与制度变革相互促进,推进国家认同。

清末和民国初年教育的两个重要成就:一方面,“共和”教育深入儿童心里。另一方面,人民的权利教育成为国家观念的基础。这两方面都是教育增进国家认同、促进国家转型的证明,也是文化教育和国家制度变革相互促进的结果。

一方面,文教观念往往超前于制度变革,从而推进国家的制度变革。

晚清时期,学部规定了“忠君”、“尊孔”等教育宗旨,坚决杜绝异质思想。而很多民间教科书的作者却在这种重压之下,超越统治者文化观念和知识结构,推进近代文化传播。

其中一个精彩例子就是中华书局成立的传奇故事。在商务印书馆工作的职员陆费逵,前面我们介绍了他在清廷尚未覆亡之时,就编写教科书,介绍国体、政体和三权分立制度等知识。在1911年武昌起义时,他预料清朝统治必被推翻,遂暗中与几位同仁策划、筹措资金,提前酝酿、加紧编写的一套适合共和国民需要的中小学教科书。民国一成立,中华书局随之成立,“中华教科书”紧跟其后出版[23],一套具有共和精神、新的文化理念的教育读本迅速应用到各个学堂中。民初新教育的领导者和倡导人,大多是晚清时期教育改良的先进,还有如蔡元培、张元济等人,他们具有高远的文化眼光和政治追求,超前于国家政治的变革,实践其教育理想和宗旨,推进了新国家的建设和新文化的认同。

另一方面,国家制度变革有利于发展文教,深化新文化的认同。

民国建立后,教育部颁布相关法规,其中对教科书编审出版最重要的有两条:一是“凡各种教科书,务合乎共和国民宗旨,清学部颁行之教科书,一律禁用”;[24]二是“初等小学校、高等小学校、中学校、师范学校教科用图书,任人自行编辑,惟须呈请教育部审定”。[25]“合乎共和国民宗旨”成为民初教科书的指导宗旨,确立了“审定制”,同时否定了晚清学部一度试图建立的教科书“国定制”。这项政策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就实际而言,民初十多年不存在“国定本”教科书,始终施行的是较为宽松的审定制。

宽松的审定制和教育界同仁共同的教育理念,促成了教科书的竞争繁荣局面。商务印书馆的“共和教科书”和中华书局的“中华教科书”支撑起民初新教育之局,在中国教育史和文化的近代化历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这些深刻说明了文化对制度变革具有重大推动作用,制度变革对建立现代文化具有解放和繁荣之功。

纵观晚清民初教育在知识传播的自由度、空间极其社会功能诸方面,可以发现,文教变革和国家的政治变革相互促进,在传播现代文化理念和现代政治制度、国家制度知识等方面,形成了新的国家认同。改变自身,进而改变世界,这是清末和民国初年历史留给我们今天的经验。


[1]
陈翊林:《近代中国教育总评》,《中华教育界》第十八卷四期,1930年4月。

[2]
《钦定小学堂章程》,璩鑫圭、唐良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287页。

[3]
《钦定蒙学堂章程》,璩鑫圭、唐良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291页。

[4]
《奏定初等小学堂章程》,璩鑫圭、唐良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304页。

[5]
《奏定高等小学堂章程》,璩鑫圭、唐良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319页。

[6]
无锡三等公学堂编:《蒙学读本全书》二编,第一课。光绪二十八年初版。台北:国立编译馆藏。

[7]
蒋维乔、庄俞编纂,小谷重等校订:《最新初等小学国文教科书》第五册,商务印书馆,光绪三十一年初版,第三十七课。

[8]《高等小学国文教科书》第一册,学部编译图书局编纂印行,宣统二年六月初版,第十五课。

[9]
《教育部订定小学校教则及课程表》,璩鑫圭、唐良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703页。

[10]
傅运森编纂,高凤谦、张元济校订:《共和国教科书新历史》第一册,商务印书馆1913年初版,编辑大意。

[11]
章嶔、丁锡华编,戴克敦、沈颐、陆费逵校订:《新制中华历史教科书书》第一册,中华书局1913年初版,编辑大意。

[12]
赵玉森编纂,蒋维乔等校订:《共和国教科书本国史》,商务印书馆1913年初版,第70页。

[13]
赵玉森编纂,蒋维乔等校订:《共和国教科书本国史》,商务印书馆1913年初版,第100页。

[14]
章嶔、丁锡华编,戴克敦、沈颐、陆费逵校订:《新制中华历史教科书书》第六册,中华书局1913年初版,第十八课。

[15]
陆费逵:《中华书局宣言书》,见吕达编:《陆费逵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97页。

[16]
章嶔、丁锡华编,戴克敦、沈颐、陆费逵校订:《新制中华历史教科书书》第九册,中华书局1913年初版,第十六课。

[17]
赵玉森编纂,蒋维乔等校订:《共和国教科书本国史》,商务印书馆1913年初版,第123页。

[18]
傅运森编纂,高凤谦、张元济校订:《共和国教科书新历史》第六册,第十八页。

[19] 陆费逵著:《修身讲义》,商务印书馆宣统二年二月初版,第五十三页。

[20]
《教育部订定小学校教则及课程表》,璩鑫圭、唐良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702页。

[21]
姚成瀚编纂:《共和国教科书法制大意》,商务印书馆1914年初版,编辑大意。

[22]
姚成瀚编纂:《共和国教科书法制大意》上册,商务印书馆1914年初版,第五页。

[23]
李侃:《陆费逵创办中华书局概况》,余筱尧、刘彦捷编:《陆费逵与中华书局》,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86页。

[24]《教育部通电各省颁发普通教育暂行办法》,李桂林等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473页。

[25]《教育部公布审定教科用图书规程》,李桂林等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4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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