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成立四十年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有一套,《剑桥插图中国史》所用史料

评《剑桥插图中国史》
中国古诗有云:“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人们还常说“当局者迷,局外人清”。意思都是说:不了解事物的真实面目,是因为人们置身事物之中,当人们从事物之中走出来时,以局外人的眼光看事物时,事物的“真面目”便容易看清楚了。中国还有句古话叫“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指借用外力可以帮助自己解决问题。由于这些原因,外国人对于中国历史的看法,对我们认识本国的历史,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引进和翻译西方汉学著作的主要目的不外于此。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引进出版了不少西方汉学名著,其中最有分量和影响的恐怕要首推15卷本的《剑桥中国史》了。卷帙浩繁的《剑桥中国史》,把西方对中国历史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成为举世公认的经典性著作。但由于《剑桥中国史》存在过于专业的局限,存在烦琐的考据、引证,加之卷帙浩大,所以即使是专业人员,要把它读完读懂亦非易事。西汶艺术网今天,一本与多卷本《剑桥中国史》同样品位同样具有学术含量,但却更加形象可读的单卷插图本剑桥中国史问世了。《剑桥插图中国史》是剑桥大学出版社与英国Calmann&king出版公司,于20世纪80年代初策划的的“插图史系列”中的一本。该书是美国著名女汉学家伊佩霞(PatriciaBuckleyEbrey)教授历时十五个春秋的呕心沥血之作。该书图文并茂,图片达218幅,而且大多为清晰的彩图。另外,该书配备了详细的地图,包括地理形势图、历代疆域行政区划图、人口地图、方言语区图、民族分布图等等,各种地图的广泛使用,给人以明确的地理空间概念的同时,增加了图书的信息内涵。该书注释由“译者注”、“编者注”和书后的“引文注”三部分构成,它们是对原著内容的订正与补充。“进一步阅读书目”等于开列了一份近一个时期以来的西方汉学著作的清单,而且是分专题的。读完这份著作清单,读者可以对近期西方汉学著作的出版情况有一个大概的了解。广泛征求各方面尤其是专家学者的意见后,中文版《剑桥插图中国史》的装帧设计,采取了“拿来主义”。无论是开本还是版式,原版书都是时下国际流行的,“拿来主义”使人耳目一新,其视觉效果基本可与原版书相媲美。全书文字平实、洗炼。作者充分调动她研究中国30年的学术积淀,广泛吸纳欧美汉学界的最新研究成果,采用当今欧美史学研究的新理论、新方法,对绵延8000年的中国历史进行了梳理和阐释。与山东画报出版社不久前推出的同属“剑桥插图史”系列的《剑桥插图考古史》相比,《剑桥插图中国史》全书为伊佩霞个人单独完成,所以它在全书的谋篇布局上,要比书成众手的《剑桥插图考古史》更显和谐统一。全书脉络清楚,图文搭配浑然一体。读这本书给人的第一感觉是,它与过去我们能够读到的中国人自己写的历史书有很大的不同——既与我们从小到大所读的各种历史教科书有许多的不同,也与我们中国史学工作者撰写的历史著作,包括历史通俗读物有很多的不同。这些不同有:首先,把中国历史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来阐释。把各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作为一种文化来看待,是当今西方史学研究的一个潮流,目的是避免或尽量减少意识形态对历史研究的影响。目前中外学者广泛使用的“文化”概念,外延是非常宽泛的,它是指人类区别于动物的一切思想和行为。在对中国历史的考察中,作者十分重视考古学、地质学、古人类学提供的成果,在肯定农业、文字、青铜技术和国家政治结构在中国文化形成发展中的作用的同时,强调了礼仪和宗教在塑造中国文化重要特征方面的作用。作者没有把中国历史看作是以王朝世系为中心的单线发展的历史,而是把它作为多元发展的历史来看待——各种优秀的文化,包括许多外来文化(其中有些曾被中原统治者视为蛮夷文化)的相互作用和糅合,共同促成了中国文明的产生和演进。其次,将中国历史放在世界历史的背景下考察。有证据表明,各种文化自远古时代起就不是完全封闭自处的,都多多少少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因此,在全球一体化趋势日益彰显的今天,历史学家把中国历史置于世界历史的背景之下加以考察,体现了作者的真知灼见。在书中,每当对一个朝代或某个历史时代进行总结并加以评论时,作者通常要把中国和同期的世界其他的国家或民族作以比较。比如,将汉朝与同时代的罗马帝国作出比较,指出彼此的异同。并注意引用当时人们对于彼此的看法,比如马戛尔尼对中国和乾隆皇帝对于英国的认识。通过这些比较,读者清楚地看到自己的长处与不足,知道了中国文明在世界文明中的位置。另外,大量运用普通人身边熟悉的史料,于细微之处显精神。《剑桥插图中国史》所用史料,很多是人们耳熟能详但却是难登中国史书的大雅之堂的,伊佩霞点石成金,凸现了它们的历史文化内涵,如人民币上的图案和我们一日三餐所隐含的历史文化意义。我们以往的许多历史著作,常常是为了证明某一论点去搜罗史料,而不是论从史出,基本思路跳不出政治史或社会发展史的框框,致使写在书本上的历史和人们所亲历的历史相脱节,从而使人产生这样一种看法:书本上的历史是一回事,实际的历史又是另一回事。如果书本的历史是虚假或变形的,我们就要怀疑历史学存在的价值了。让人不得不佩服的是,《剑桥插图中国史》是用人们身边耳熟能详的史料写成的,不但图文结合,而且阐述问题由表及里,深入浅出,以一个局外人的眼光向我们阐释了我们身边发生的历史。尽管它是一部具有一定理论思想含量的历史著作,但由于是用非常具体细微的史料来表达的,因此既生动可读又耐人寻味。《剑桥插图中国史》的第一译者、统稿人赵世瑜先生是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研究明史及中国民俗学的知名学者,第二译者赵世玲女士是研究中国文化的华裔加拿大籍学者,他们在中国文史哲方面的深厚学养和在英语翻译方面的扎实功力,保证了译稿的上乘质量。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译者在原著没有提供中英文对照的情况下,对引文进行了最大限度的还原。不言而喻,面对浩如烟海的中国古代文献,“还原”一词意味着时间和精力的大量投入。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该书中文版对原著索引的保留。虽然《剑桥插图中国史》的原著是专家为英语世界的普通读者写的通俗性的读物,但由于它是在吸收了大量学术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概括而成的,因此就带有学术著作的一些特征,“索引”的设置就是这个特征的体现。它体现了对原作完整性的充分尊重,给读者带来了方便。毋庸讳言,伊佩霞的一些观点和提法是我们不能同意和接受的。另外,书中的一些表述与史实不尽相符。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我们不能苛求一个美国学者按照我们的立场和观点看问题,也不能苛求一位研究汉唐社会史的专家对中国通史的表述毫厘不差,毕竟该书内容上下8000年,内容牵涉古今中外,信息含量非一般史书可比,因此史实上出现一些错误是不足为怪的。译者和编者对已经发现的可能产生政治异议的内容和明显的史实错误,通过添加“注释”的方式做了力所能及的订正,但疏漏之处仍然在所难免。另外,经版权所有者同意,出版者对1949年以后的几处文字做了删节。对于地图中有违史实或容易产生外交纠纷的地方加了“编者注”,在尊重原著原貌的同时,表明了我们的立场和观点。为了保证图书的编校质量,出版社特意邀请了社外编辑和社外校对。西汶艺术网[;

迄今成立四十年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有一套“镇社之宝”,就是“剑桥中国史”系列。

“剑桥中国史”系列推出三十余年来,赢得了包括专业研究者及普通读者在内的各类人群的广泛好评。如今,这一书系每年发货大约2万套左右,对于大部头学术图书来说,这几乎是天文数字。

这套堪称反映当时国外中国史研究的最高水准和最新动向的丛书,是怎样走到中国的?三十余年间,经历了哪些波折?

时光回溯到四十年前。

1977年5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原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的基础上成立,1978年6月成立了与中国社科院旗下各所平行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从一开始就致力于出版和引介最高水准的人文社科学术著作。1977年至1982年任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副所长的梁寒冰(1909―1989)向所里编译室的张书生(1919―1997)和杨品泉等人指派了翻译“剑桥中国史”特别是“剑桥中国晚清史”的任务。

“剑桥中国史”隶属于“剑桥历史丛书”。在英语世界中,剑桥历史丛书自20世纪起已经为多卷本的历史著作树立了样本,其特点是各章均由某个专题的专家执笔,而由各卷学术地位较高的编辑中的主导编辑总其成。由阿克顿爵士规划的《剑桥近代史》,于1902—1912年问世。以后又陆续出版了《剑桥古代史》和《剑桥中世纪史》,史称“剑桥三史”。除此之外,剑桥出版社还出版了一系列的地区国别史和专题史,包括“剑桥中国史”系列,“剑桥哲学史”系列,《剑桥基督教史》等等。20世纪50年代–70年代,剑桥出版社组织专家对《剑桥近代史》和《剑桥中世纪史》进行了重写,出版了《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和《新编剑桥中世纪史》。“剑桥中国史”则由当时美国和英国最富盛名的中国学大家费正清和崔瑞德联袂担纲总主编。

最早翻译“剑桥中国史”的学者中,历史所编译室的张书生曾毕业于“中央”大学历史系;杨品泉1950年毕业于沪江大学,外语扎实,对西方经济史兴趣浓厚。编译组将率先译好的“剑桥中国史”第10卷交给了出版社,后又译出第11卷,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2月以“剑桥中国晚清史”为名分上下册一同出版(其英文版1978年出版)。

199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剑桥中国史”中文简体字版的核心出版人之一和学术终审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总编辑王俊义。而在最早介入“剑桥中国史”的译者中,杨品泉是参与翻译卷数最多、延续时间最长且唯一健在的,他在年近八旬时仍欣然接受出版社之邀,不辞劳苦地参与2007年1月版《剑桥中国明代史(下卷,1368-1644年)》的翻译和校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最早具体负责引进“剑桥中国史”的历史编辑室主任谢亮生2005年1月5日谢世,1990年前后担任该社负责人的郑文林也已退休,他和王俊义在1990年代末将这一“镇社之宝”的出版接力棒传到了新一代出版人孟昭宇、赵剑英、曹宏举和马晓光、郭沂纹等手上。

1992年,社科出版社取得了在中国大陆出版“剑桥中国史”中文简体字本的独家授权。由于英文版的出版不以中国朝代的时间先后为序,而是完成哪卷先出哪卷,社科社也就相应翻译出版各个卷次。在出版时,他们接受专家的建议,没有按照英文原版以《剑桥中国史第x卷》为书名,而是以断代书名代替并标明迄止年代。

2000年,剑桥大学出版社开始在北京设立代表处,双方的合作日益加强。“剑桥中国史”的第一个版本从谢亮生开创后,经范明礼、马晓光延续,谢亮生和马晓光参与其中多卷的翻译。在1990年代末和21世纪初,学术出版一度出现滑坡,“剑桥中国史”因其开本、纸张等落伍而经历了几年短暂的滞销,读者和译者也指出了丛书中存在的一些翻译问题。

有鉴于此,当时担任历史编辑室主任的郭沂纹,在前后两任社领导张树相、李茂生和孟昭宇、赵剑英、曹宏举及马晓光的大力支持下,与同事张小颐、李炳青、史慕鸿及特约编辑郭沂涟一道,于2003年至2007年间重新组织了丛书的校订和翻译。其间,由于当时中译本的合同已到期,郭沂纹逐一联系了译者,逐卷签定了新的出版合同。

2007年1月,新补充进来的《剑桥中国明代史(下卷,1368-1644年)》出版,历史学家黄仁宇撰写了其中有关明代财政的章节。

新版“剑桥中国史”上市后,第一次印刷的6800套很快售罄;第二次印刷时增加了外包装箱;2009年上半年又进行了第三次印刷。这些销售业绩需要归功于几代出版人:谢亮生、张定、吴家珣、李凌、余顺尧、郑文林、吴元梁、王俊义、张树相、李茂生、孟昭宇、赵剑英、曹宏举、马晓光……郭沂纹至今记得,从总参三部退休的翻译家李殿昌则在癌症复发、刚做完手术的情况下,校订了《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下卷,1966-1982年,“中国革命内部的革命”)》100万字的书稿。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刘敬坤在80岁时,还用两年时间逐字逐句校订了《剑桥中华民国史》近二百万字的书稿,“边校边改,一笔一划全部抄在方格纸上”,“他说,修改好这两本书是他此生最后的心愿,一定要留给后人一部像样的东西。”

如今呈现在全球读者面前的“剑桥中国史”系列,已经不再是崔瑞德和费正清最初所简单设想的“一部有内容的基础性的中国史著作”,该书凭借极高的专业型、学术型、权威性,被公认为是代表西方中国史研究新水平、新动向的学术著作。

自20世纪八九十年代陆续翻译引进到中国,“剑桥中国史”极大地丰富了我们的思想,开阔了我们的视野,影响了一代史学家,促进了中国历史学的发展和中外文化的交流。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杨奎松表示,《剑桥中国晚清史》乃至整个“剑桥中国史”“进一步加深了外国学者对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在史料掌握和分析理解上存在颇多欠缺与不足的印象。此前一直在看《中国季刊》等着重刊载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成果的刊物,就已发现国外学者在文献史料发掘和利用上,往往会晚于中国学者两三年的时间。读了‘剑桥民国史’和‘共和国史’,就更能看出这方面的问题来了。”

据悉,社科出版社已经翻译出版的有《剑桥中国秦汉史(公元前221-220年)》《剑桥中国隋唐史》《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907—1368年)》《剑桥中国明代史(上卷1368—1644年)》《剑桥中国明代史(下卷1368—1644年)》《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1800—1911年)》《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1800—1911年)》《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1912—1949年)》《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1912—1949年)》《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卷1949—1965年)》《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下卷1949—1965年)。

目前,剑桥大学出版社和社科社的合作已扩展至“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剑桥古代史”、“新编剑桥中世纪史”、“剑桥基督教史”、“剑桥哲学史”等系列。《剑桥中国史》丛书也将于近期推出《剑桥中国清代前中期史(上卷1645—1879年)》、《剑桥中国宋代史(上卷907—1279年)》和《剑桥中国先秦史(文明的起源至公元前221年)》三本新书。全书将重新装帧设计,以全新的面貌上市。

“剑桥中国史”既完整地体现了西方中国断代史研究的成果、方法和态度,为中国学者提供了一个了解西方中国史研究的机会,也推动了西方中国史研究和中国史学研究的相互理解与交流,从而推进中国史研究的新发展。这套丛书之所以四十年来保持顽强了生命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社长赵剑英认为,主要原因之一还是“剑桥中国史”的编纂特色鲜明,极具价值。

“剑桥中国史”在编写体例和研究方法上可为中国史学界提供某些借鉴。从编写队伍上看,每一卷的主编都是该断代史领域享誉世界的专家,其作者阵容在西方学术界可谓集一时之选。在编写方法层面,在引进这套书之前,我国史学界在通史的编撰方法上,多是一个主编、一条主线、体例统一、编年叙事方式。”赵剑英表示,在内容上,往往注重政治外交和思想史,而轻文化社会与经贸,在这点上“剑桥中国史”显示出其独到之处。从总体来说,“剑桥中国史”中文版最大的特点在于体现了国外学者不同的史学研究方法与编写方法。例如,在一卷书中,可以融进不同的观点和最新的研究成果,供读者自己评判。

正如这部书序言中写到的,编写此书的目的是“为西方的历史读者提供一部有内容的基础性的中国史著作”。“剑桥中国史”兼顾了普及性与学术性。同时,“剑桥中国史”的学术性并未因兼顾普及性而削减。清代前中期卷主编、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裴德生曾表示,史书集合原始材料并征引世界各地专家学者专著,意在就特定议题提供一种最好的描述,它包括精确的史实和谨严的阐释。对于学者,史书为其提供了翔实的中文原始材料以及主要二手文献的可靠描述和书目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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