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BA买球软件研究墨家辩学的前提是

先秦至近代,对墨家辩学的研究曾有过令人瞩目的成果。这一研究既有对《墨辩》文字伪误的校勘、字义的训诂,也有对辩学义理的阐发。诸多先贤在这一研究中的卓著成绩,特别是他们的奠基、开拓和诱导之功,为世人公认,受后学尊崇。

二十世纪墨学研究主要包括墨子生平里籍考证、《墨子》篇章辨伪及校注、墨家思想学说的阐释。二十世纪后半叶,《墨经》校释相对薄弱,著作仅有谭介甫的《墨辩发微》、《墨经分类译注》、姜宝昌的《墨经训释》、周云之的《墨经校勘、注释、今译及研究——墨经逻辑学》等。胡适重点研究的是墨家的哲学方法,并把墨家的哲学方法归结为“应用主义”。1930年,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出版,第一次把墨家分为前期墨家与后期墨家,这一分法一直为今天的学者所沿用。1979年,他编辑的《墨子集成》出版,影印汇集历代《墨子》的重要版本及注释、研究著作九十余种,是极其重要的墨学研究资料。

然而,“学问之道,进化非有止诣”①。遵循学术发展的规律,我们应当随治墨先贤之后,继续前进,作新的探索。本文拟回顾与思考既往对墨家辩学的研究,以期为今后的研究工作提供些许借鉴。

墨家;研究;学说;出版;哲学;二十世纪;墨经;梁启超;胡适;学者

一、墨家有独到之辩学

墨学乃先秦显学,惜至秦汉,几近中绝。至清代乾嘉时期,由于校勘经书的需要,方有学者校勘《墨子》。清末,孙诒让著《墨子间诂》,集清代学者《墨子》校勘之大成,《墨子》书始可读。1904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发表《子墨子学说》及《墨子之论理学》。用西方近代资产阶级的思想方法来阐释墨家思想学说,标志着二十世纪墨学研究的开始。

NBA买球软件,研究墨家辩学的前提是,墨家有自己的辩学。对此,我国古今学问家是十分肯定的。

二十世纪墨学研究主要包括墨子生平里籍考证、《墨子》篇章辨伪及校注、墨家思想学说的阐释。

西晋鲁胜,曾刻意研究《墨子》书中《经》、《说》四篇,并为之作注。在《墨辩注·序》中,他第一次称这四篇为《墨辩》:“墨子著书,作辩经以立名本,……墨辩有上、下经,经各有说,凡四篇”。通读其文,《墨辩》当为“墨子所作辩经”之称谓。

墨子生平里籍考证。梁启超据《吕氏春秋·慎大篇》,认为“墨子鲁人说,当为近真。”至于墨子的生卒年代,他根据墨子交游之士可考者公输般、鲁阳文君、楚惠王、宋子罕、齐太王田和及告子等,推断“墨子之生,最晚不能早于郑儒公输般三十岁”,“墨子之卒,最早不能早于郑儒公被弑之后三年,
最晚不能晚于吴起遇难之年”。墨子生卒年代当为公元前463年-385年,前后误差为五年。胡适的观点与梁启超有所不同。他认为墨子不曾见吴起之死,吴起死时,墨学已成为一种宗教,墨子已死多年。他认为汪中据《墨子》中《耕柱》,《鲁问》,《贵义》,《非攻》中、下,《公输》及《礼记·檀弓》下来考订墨子生平很可靠。他断定墨子大约生于公元前500-490年,死于公元前425-416年。其后各家也有所考证。钱穆在《先秦诸子系年考辨》中以墨子止楚攻宋之事为据,把墨子生卒年代较梁启超之说提前十年。侯外庐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认为墨子生卒年代为公元前490年至前403年。任继愈的《墨子》认为是公元前480年至前420年。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认为是公元前475年至前390年。诸家之说略有差异,但均认为墨子为战国时期人。

对于鲁胜以《墨辩》称谓《经》与《说》,可以有两种解释:其一,《辩经》确实是墨子为自己著述所定篇名之一,鲁胜曾见。他为了明确地陈述这一事实,以《墨辩》称“墨子所作辩经”,“‘墨’以著其人,‘辩’以别其书”②。其二,墨子著书有否《辩经》篇目,鲁胜是否亲见均已不可考。他所以要提出《辩经》之名,以“辩”属“经”,又冠以《墨辩》之名,无非是要表明《经》、《说》四篇的主体是“辩”,而且对“辩”的阐发已成一种专门学问或技艺。这两种情况虽有出入,但它们都表明墨家有自己关于“辩”的专门学问,即辩学。

至于墨子里籍,多数学者持鲁人之说,但也有他说。三十年代,胡怀深在《墨子为印度人辨》中认为“墨翟”是“蛮狄”转音,墨子“面目黧黑”,断定墨子为印度人。杨向奎在《中国古代社会与古代思想研究》中认为,墨子原籍宋国,后来长期居住在鲁国。张知寒经过一系列考证指出,墨子里籍当为今山东滕州,滕州原为宋国公子目夷封地,春秋晚期为鲁国占领,战国初期又成为齐国属地,鲁人说、宋人说、齐人说均有一定道理。此说已为不少学者所接受。1982年山东刘蔚华研究员在《中州学刊》上发表《墨子是河南鲁山人——兼论东晋与西晋的关系》一文,提出墨子为河南鲁山人,1997年萧鲁阳再作《墨子里籍考》重述此论,是为西鲁说。

不仅古代先哲肯定墨家有辩学,今世治墨学者也认定墨家有自己的辩学。

《墨子》篇章辨伪与校注。《汉书·艺文志》称《墨子》七十一篇,今本《墨子》实存五十三篇。不少学者认为,全书非墨子自著。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首先把这五十三篇分为五部分:

陈启天在《中国古代名学论略》中说:“《辩经》就是墨家的一种辩学而已。”

“第一组,自《亲士》到《三辩》,凡七篇,皆后人假造的。前三篇全无墨家口气。后四篇乃根据墨家的余论所作的。

方授楚认为:“《经》中辩学尤详,乃有《墨辩》之称,其他科学几为辩学所掩矣”③。

“第二组,《尚贤》三篇、《尚同》三篇、《兼爱》三篇、《非攻》三篇、《节用》两篇、《节葬》一篇、《天志》三篇、《明鬼》一篇、《非乐》一篇、《非命》三篇、《非儒》一篇,凡二十四篇。大抵皆墨者演墨子的学说所作的。其中也有许多后人加入的材料,《非乐》、《非儒》两篇更可疑。

谭戒甫称:《墨辩》开“华夏二千年独到之辩学”④。

“第三组,《经》上下、《经说》上下、《大取》、《小取》六篇,不是墨子的书,也不是墨者记墨子学说的书。我以为这六篇就是《庄子·天下》篇所说的“别墨”做的。这六篇中的学问,决不是墨子时代所能发生的。……

十分令人惋惜的是,这一中华“独到之辩学。并没有得到持续的研究和发展,而是随墨学的兴衰起落走过了一个曲折的历程,至近代才得以复苏。

“第四组,《耕柱》、《贵义》、《公孟》、《鲁问》、《公输》,这五篇,乃是墨家后人把墨子一生的言行辑聚来做的,就同儒家的《论语》一般。其中许多材料比第二组还更为重要。

“第五组,自《备城门》以下到《杂守》,凡十一篇,所记都是墨家守城备敌的方法,于哲学没有什么关系。”

概括起来,《墨子》全书非墨子自著,许多篇是墨者及其后学所作。值得注意的是,胡适把广义的《墨经》单独剔除出来,为后来的墨学研究者所重视。

继胡适之后,梁启超在《墨子学案》中也把《墨子》全书分为五组:第一组七篇,其中《亲士》、《修身》、《所染》非墨家言,纯出伪托。《法仪》、《七患》、《辞过》、《三辩》是墨家弟子记墨学概要。第二组二十四篇,其中《尚贤》上中下,《兼爱》上中下,《非攻》上中下、《节用》上中、《节葬》、《天志》上中下、《明鬼》下、《非乐》上中下等二十三篇是墨学大纲,篇中皆有“子墨子曰”字样,可以说明是门弟子所作。《非儒》下无“子墨子”曰字样,不是皆墨子之言。第三组六篇,包括《经》上下、《经说》上下、《大取》、《小取》,大半是讲论理学。《经》上下是墨子自著,《经说》上下是述墨子口说,但后学有增补。《大取》、《小取》是后学所著。第四组五篇,包括《耕柱》、《贵义》、《公孟》、《鲁问》、《公输》,是记墨子言行。第五组,《备城门》以下十一篇,专言兵法,梁启超没有说明作者。方授楚则另有看法,他在《墨学源流》中指出:《墨子》一书既非墨子自著,也非一时一人所著,视为“墨学丛书”最为恰当。他把《墨子》一书看成三期完成,即墨子弟子、墨子后学、秦汉之际人士。并且指出,《亲士》、《修身》、《迎敌祠》、《旗帜》、《号令》、《杂守》与墨家宗旨相反,系伪作。八十年代,詹剑锋在《墨子哲学》中认为《墨经》是墨子自著。

二十世纪《墨子》校勘也成绩斐然。先后校注《墨子》全书的有王闿运的《墨子注》、曹耀湘的《墨子笺》,尹桐阳的《墨子新释》、张纯一的《墨子间诂笺》、支伟成的《墨子综释》、吴毓江的《墨子校注》、王焕镳的《墨子校释》和《〈墨子校释〉商兑》等十几种。其中张纯一、吴毓江、王焕镳的成绩最大。张纯一的《墨子间诂笺》是孙诒让《墨子间诂》的重要补充,吴毓江的《墨子校释》是《墨子间诂》后的一重要校注本,王焕镳的校本则是二十世纪后半叶的唯一《墨子》全校本。

《墨经》校释是二十世纪《墨子》校勘的一个重心。孙诒让由于不懂现代自然科学和逻辑学,于《墨经》校释不够精当。其未竟之任务,由后来学者完成。1921年,梁启超出版《墨经校释》,采用牒经之说,条分缕析,使古奥深邃的《墨经》基本可读。其后,张之锐出版《新考证墨经注》、《墨子大取篇释义》、伍非百出版《墨辩解故》、范耕研有《墨辩疏证》、胡韫玉有《墨子经说浅释》、张其锽有《墨经通解》、邓高镜有《墨经通释》、鲁大东有《墨辩新注》、谭介甫有《墨经易解》、杨宽有《墨经义疏通说》。1944年,高亨出版《墨经校诠》。由于作者通晓古文字、音韵,取得不少成绩。二十世纪后半叶,《墨经》校释相对薄弱,著作仅有谭介甫的《墨辩发微》、《墨经分类译注》、姜宝昌的《墨经训释》、周云之的《墨经校勘、注释、今译及研究——墨经逻辑学》等。

墨家思想学说研究。栾调甫说:“清儒治墨子者,不过校注而已,初无事乎其学也。”(《二十年来之墨学》)孙诒让的《墨子间诂》把《墨子》校注推向高峰,为墨学研究新范式的诞生创造了基本条件。世纪之初,西方思想学说蜂拥而入,也为用新方法整理研究墨学提供可能。1904年,梁启超发表《子墨子学说》和《墨子之论理学》,标志着墨学研究新纪元的开始。其后,研究墨家思想学说的文章不断涌现,形成了墨学研究的一个新高潮。胡适的《先秦名学史》和《中国哲学史大纲》用很大一部分讨论墨学,把近代西方的学说规范用于墨学研究,完成了墨学研究方法的近代化。值得一提的是,胡适首次夷平儒墨,把墨学看作一个发展演进的过程,分《墨子》和《别墨》两章来考察。称墨子时代的墨学为“宗教的墨学”,而把“别墨”叫做“科学的墨学”。胡适重点研究的是墨家的哲学方法,并把墨家的哲学方法归结为“应用主义”。1921年,梁启超出版《墨子学案》,明确提出,“墨学所标纲领,虽有十条,其实只从一个根本观念出来,就是兼爱。”“兼相爱交相利”是紧密相连的。二十年代,研究墨学思想学说的著作还有陈顾远的《墨子的政治哲学》、王桐龄的《儒墨的异同》、张纯一的《墨学分科》、郎警霄的《墨子哲学》、陈柱的《墨学十论》、蒋维乔的《杨墨哲学》、钱穆的《墨子》等。

1930年,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出版,第一次把墨家分为前期墨家与后期墨家,这一分法一直为今天的学者所沿用。冯友兰认为,“兼爱”是墨子哲学的中心概念。1936年,方授楚的《墨学源流》出版,提出“非攻”是墨子学说的出发点,把“兼爱”看作“非攻”理论上的根据。该书是墨学研究的又一本重要著作。

上述学者对《墨子》思想大多持肯定态度。与之不同的是,四十年代,郭沫若发表《墨子的思想》和《孔墨的批判》,指出墨子思想中最为特色而起核心作用的是“兼爱”与“非攻”一组文章,但他对此持否定态度,认为“这一套学说并不重在爱人,而是重在利己”。墨子是奴隶制的拥护者,为王公大人服务。

二十世纪下半叶,又有一批墨学研究论文和著作发表或出版。任继愈的《墨子》出版于1956年,是第一部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来研究墨子的专著,它分析了墨学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墨学的阶级性,概括了墨子的历史地位。1957年,栾调甫的《墨子论文集研究》出版,其中的《墨子科学》对《墨子》中蕴含的科学思想作了简明的论述。

文革后,墨学研究进入了一个新时期。1981年,詹剑峰的《墨子的哲学与科学》出版,该书在对《墨子》作全面考察的基础上,重点从哲学和科学两个方面作了有益的探索。李泽厚则在《墨子新探本》(见《中国古代思想史论》)指出,“非命”“节用”,“交利”“兼爱”,和“天志”“尚同”构成了墨子思想体系的三大支柱,而且它们相互渗透,很难分割。杨俊光的《墨子新论》对《墨子》思想作了全面的阐述,指出“尚同”是《墨子》政治思想第一义,“兼爱”则是伦理思想的核心。孙中原是这一时期的墨学研究专家,九十年代,先后出版了《墨子及其后学》、《墨学通论》、《墨者的智慧》、《墨学与现代文化》,对《墨子》思想作了全面深入的检讨,尤其是对前贤较少涉及的墨家军事学说、墨学的现代价值作了详尽的探讨。又由于他是治中国逻辑史的专家,对墨家逻辑学说的论述更为详尽。九十年代出版的有关墨学著作还有邢兆良的《墨子评传》、秦彦士的《墨子新论》、张永义的《墨:苦行与救世》、崔清田的《显学重光》等。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墨子研究论丛》三册,由张之寒主编,则是集体研究成果。

二十世纪还出版了一批专门研究《墨经》思想的学术专著。杨宽的《墨经哲学》、沈有鼎的《墨经的逻辑学》、陈孟麟的《墨辩逻辑学》、方孝博的《墨经中的数学和物理学》、朱世凯的《墨经中的逻辑学说》、杨向奎的《墨经数理研究》等对《墨经》中蕴含的哲学、逻辑学以及自然科学思想作了不少探索。

台湾地区的墨学研究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较有影响的有王寒生的《墨学新论》、高葆光的《墨学概论》、陈拱的《墨学研究》、王冬珍的《名墨异同考辩》、史墨卿的《墨学探微》、蔡仁厚的《墨经哲学》、光晟的《道墨新诠》等。严灵峰还为整理墨子研究资料做了大量工作,1969年,《墨子知见书目》出版,收集秦汉至本世纪六十年代各种版本及专著240余种。1979年,他编辑的《墨子集成》出版,影印汇集历代《墨子》的重要版本及注释、研究著作九十余种,是极其重要的墨学研究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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