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真的读懂了黑格尔的精神哲学,这是世界精神开始向自由迈出第一步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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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0—22日,复旦大学哲学学院邓安庆教授和德国耶拿大学哲学系克劳斯.菲威格教授(Klaus
Vieweg)联合组织,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承办的“
首届欧亚国际黑格尔论坛:黑格尔实践哲学中的行动与正义”学术研讨会在复旦大学成功举办。来自德国耶拿大学、法国巴黎第一大学、日本一桥大学、韩国明济大学、复旦大学、同济大学、四川大学、华东政法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多国的三十多位学者参加了研讨。

NBA买球软件,最近一两年,即2017年前后,国内黑格尔研究有如下几个特点。第一,“精神哲学”的研究空前活跃与繁荣。《精神现象学》和《精神哲学》一直是国内学界关注的热点。仅从近年翻译过来的《精神现象学》研究性著作,如维尔纳·马克思所著《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序言”和“导论”中对其理念的规定》、贺伯特·博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讲座:穿越意识哲学的自然和历史》、海德格尔《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等,我们就能感受到精神哲学的热度。之所以如此,恐怕与精神哲学是一种哲学人类学相关,康德就曾把所有哲学问题最终都归结为人类学问题:人是什么?人之为人的人性与尊严,这是哲学之为哲学的永恒课题。如果我们真的读懂了黑格尔的精神哲学,就能深入到其思辨语言中把握这一哲学人类学的实质内核。具体而言,精神哲学的最高结论是要意识到:人只有作为自由的存在者才是真正的人,从而主观上立志成为一个自由的存在者;而“客观精神”哲学的核心是探讨人成为有尊严的自由存在者的一些规范性机制:抽象法作为自由意志的定在实现在物权、自由权和契约之中;道德法作为主观意志的法规定主观意志以成就一个自由的人格;伦理法在家庭、市民社会、国家和世界历史等规范机制中让人在各种伦理生活中实现自由而正义的人生。

第二场报告会有四位教授做报告,复旦大学哲学学院罗亚玲副教授主持。这场报告会首先集中探讨黑格尔的“行动理论”。来自日本一桥大学的大河内泰树教授(Okochi
Taijiu)发表题为“行动与伦理生活:第二自然与黑格尔对主体性的根本修正”的演讲,他指出,单纯依靠“道德”章节阐明黑格尔的行动理论是不充分的,其中还需要涉及伦理概念的重新把握,我们应当从主动与被动两个方面理解“行动”,从而帮助我们修正对黑格尔主体性的理解。来自韩国延世大学的郑大圣教授(Dae
Seong
Jeong)发表题为“新自由主义中‘自由之痛′的出路——论黑格尔客观精神哲学中‘社会自由’概念”的报告,他主要批评了新自由主义对黑格尔的理解方式,指出他们的理解还是一种消极意义上的理解,而黑格尔把国家理解为是对自由主义的扬弃。我们所处的市场经济化时代,需要以“社会自由”对抗“经济自由”。复旦大学孙向晨教授发表题为“黑格尔论国家与宗教——对1820
年版黑格尔法哲学第270节的解读”的报告,他指出,黑格尔的国家观与其讨论的“政治情绪”相关,现代国家需要通过“政治情绪”来妥善处理复杂的宗教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他对《法哲学原理》第270节的论证结构做出了清晰的解读。四川大学的丁三东副教授发表题为“复杂世界中的行动:黑格尔行动构想的政治哲学意蕴”的报告,报告指出,不同于康德关于行动的因果性刻画,黑格尔关于行动之“故意”的描述有其形式、内容上的不同意涵,行动者只是怀有某个“被他意识到的意图”在复杂世界中行动,从而造成不确定和不定限的后果。

姓名:邓安庆 工作单位:

第三场报告会堪称“女性专场”,三位女性学者做了报告。复旦大学张双利教授的报告以“危机与重建——当代中国语境下对复兴马克思—黑格尔对话的新努力”为题,认为当代中国需要重新开展一轮黑格尔-马克思之间的对话,以复活“政治革命”后“市民社会”的活力来回应当代现实的危机。华东师范大学的牛文君副教授从海德堡大学赶回来参加这次会议,做了“何种法是正义的?——黑格尔《安提戈涅》阐释中的‘伦理法’”的报告,她认为黑格尔在对安提戈涅戏剧的解释中体现出“神的法律”与“人的法律”之间相互依赖的关系,它并非表现为一种“男性伦理”(国王代表的现实政治伦理)和女性伦理(兄妹之间的自然伦理)的对立,而是在这两种伦理冲突中引入对黑格尔国家伦理观念的理解。《复旦学报》陈涯倩编审做了“一位现代弥赛亚的命运:论卡尔·巴特关于黑格尔理性辩证法的解读”的报告,将卡尔·巴特与黑格尔的主客关系进行对比,巴特认为神学的客体和人之间存在巨大鸿沟,而黑格尔则在一种全能的超然客体中取消了主客体对立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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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场的讨论异常热烈。菲威格教授指出,黑格尔的行动理论区分在三个层面上展开,即人格、道德和伦理层面,它是一个完整的行动理论,他严格区分了tun和Handlung。黑格尔在美学上讨论Handlung,这可以与其法权伦理相互来对照理解。同时,邓安庆教授补充了Verhalten与Handlung之间的区分,这种区分尤其体现在哈贝马斯1970-1971年的《关于社会学的语言理论基础的讲座》(Vorlesungen
zur einer sprachtheoretischen Grundlegung der
Soziologie)一书中。另外,上海大学哲学系杨丽讲师立足于菲威格教授的《黑格尔实践哲学和美学中的行为概念》(发表于《伦理学术》第一期,上海教育出版社2016年版)一文,指出黑格尔主张一种“完整”的行动概念,并认为行动概念在《法哲学原理》和《美学》中有不同的内涵,并非如菲威格教授所认为的行动概念在两本书中的涵义完全一致。

黑格尔哲学在中国呈现出明显的复兴趋势,其原因不仅是对黑格尔哲学的思辨兴趣,更是对中国现实的实践关怀,因而本质上是中国哲学的一种开展方式。

第一场共有三位报告人。来自索邦巴黎一大哲学系的让-弗朗索瓦·科维纲(Jean-Franois
Kervégan)教授首先发言,他曾是法国黑格尔学会的主席,也是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的法文版译者、著名的黑格尔哲学专家。他报告的主题是“黑格尔的正义观念”。他指出,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实际地使用“正义”概念是不多的,主要体现在“抽象法”和“司法”环节。在相关文本中,黑格尔的“正义”概念的使用更多是在否定的意义上的,主要是通过“惩罚”来消除“不法”,是从不法到合法状态的实现。德国耶拿大学的克劳斯·菲威克作题为“黑格尔论不断增大的贫富鸿沟作为现代性中最大的正义难题”的报告,他认为黑格尔对贫穷与富裕的主题,即市民社会的根本难题给予了恰当和特别的关注,主张如何救济穷人、消除贫困是一个在市民社会的层次上不可能得到有效的控制和改变的问题,人们应注意到作为伦理现实的国家对个人和社会应该且必须承担的责任,这样才可以对相应问题予以回应。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张汝伦教授的报告,不仅从黑格尔对哲学的界定出发详细分析且回答了“黑格尔是一个实践哲学家吗?”,也对
“非形而上学视野下”的黑格尔的研究提出了强烈的质疑。

黑格尔哲学在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之所以一直未曾中断地被研究,一方面是因为青年马克思在黑格尔被当作“死狗”对待时,公然声称自己是黑格尔的“学生”,并认为从黑格尔思辨的、概念的“辩证法”中可以发现其“革命辩证法的内涵”,这为黑格尔哲学在以“革命”为旗帜的时代赢得了作为研究对象的合法性;另一方面是因为黑格尔哲学被定位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直接来源,这就更为它在特定时代被允许加以研究提供了契机。于是,至1980年代早期,黑格尔就成为国人最为熟悉的一个外国哲学家了,关于他的辩证法、逻辑学和本体论,一般人都能略知一二,而他的精神现象学和法哲学,就像刚刚被介绍进来的其他西方思潮一样,成为引领人们思想解放的精神食粮。彼时,黑格尔的《小逻辑》《历史哲学》和《法哲学原理》等都是众人热衷研读的书目,影响了整整两代人。

耶拿大学克劳斯·菲威克教授则表示,我们现在研究黑格尔的思想是一个很合适的时机。他希望来自不同国家的研究者们能在这里共同讨论和研究黑格尔的哲学思想,希望此次论坛能够对黑格尔哲学的研究有所贡献。

第四,随着麦克道威尔(John
McDowell)等分析进路的黑格尔研究著作,如《将世界纳入视野——论康德、黑格尔和塞拉斯》的翻译出版,黑格尔哲学在分析哲学中的形象开始发生根本性改变。

此次论坛是在世界全球化进程受阻、“逆全球化当道”、“世界精神”晦暗不明、人类不知何去何从的困境下,为了推动欧亚学者共同合作探究黑格尔哲学为解决人类当前困境的现实意义而召开的,因而会议主题确定为“黑格尔实践哲学中的行动与正义”。论坛不仅讨论了在复旦大学设立欧亚国际黑格尔论坛的方案,并且组织了四场主题发言与讨论活动,呈现出了国内外学者关于黑格尔实践哲学的最新研究成果。

第二,黑格尔的正义理论成为所有实践哲学讨论聚焦的中心。法兰克福大学著名哲学家霍耐特按照黑格尔法哲学形式写作的《自由的权利》以及他试图把黑格尔的正义理论融入当代正义论语境之主流中去的《不确定之痛——黑格尔法哲学的再现实化》中译本出版,引起了国内学界对黑格尔正义论之现实意义的再次聚焦。笔者已在《复旦学报》和《中国社会科学》分别发文讨论了该如何理解黑格尔的自然法与正义论,反对霍耐特不顾黑格尔关于国家正义之构想而简单地把正义作为“社会分析的正义”的做法,这些论文体现了中国学者参与国际学术前沿的努力。随着“黑格尔实践哲学中的行为与正义国际研讨会”的举办,黑格尔的正义论问题将被推向更加深入的国际对话之中。

在开幕式上,会议组织者邓安庆教授为此次会议的定调是,当下,在世界精神出现迷茫的时候,我们共同来到了一个地方,黑格尔曾经说过,这是世界精神开始向自由迈出第一步的地方,虽然只有这一步,但我们在通向自由的道路上走了五千多年,所以这是十分珍贵的一步,因为无论是谁,只要在世上迈出了一步,他就只能继续前行,永远也收不回来这一步了。在这个时候人类也需要返回到自由之开始的起点,以便在那里重新辨识历史的定位与方向。

总之,黑格尔哲学在中国呈现出明显的复兴趋势,其原因不仅是对黑格尔哲学的思辨兴趣,更是对中国现实的实践关怀,因而本质上是中国哲学的一种开展方式。笔者相信,这一复兴运动的深入开展,不仅将推进对黑格尔哲学更加深入的理解,更将推进中国文化及其伦理的现代转型。

在这一环节中,与会者同时对孙向晨教授关于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第270节与国家宗教关系的分析进行了充分讨论。孙向晨认为,黑格尔意义上的“国家”作为“客观精神”的实体,究竟是依靠“伦理理念”还是依靠宗教(尤其是情感性的“新教”)来塑造对国家认同的“政治情绪”,有十分明显的分歧。

但是,真正的哲学从来不惧误解与嘲讽,它自身蕴含着冲破误解而引领思想的理性力量。伟大的心灵中那些震撼人心的思想与智慧,终究会抖落历史的尘埃显现出真理的光亮。步入21世纪之后,黑格尔哲学在中国经历着一个“复兴”的历程,出现了三大可喜的变化:其一,国际上几乎所有知名的黑格尔专家的新成果,都在源源不断地从各种西语、东语介绍和翻译为中文出版。据笔者不完全统计,德、法、美、意、加、丹、英、澳等西方发达国家以及日本、以色列等东方国家的黑格尔研究专著,从2000年至今共有20多部译成中文出版。其二,《黑格尔著作集》和《黑格尔全集》在张世英和梁志学的主持下陆续出版,虽然可以预见这两套全集最终都似乎不大可能完成,但毕竟填补了许多空白,过去从未翻译出版的黑格尔原著得以翻译出版,过去已经出版的著作得到了重新翻译校正。值得一提的是,在“全集框架”之外,杨祖陶翻译出版了黑格尔《精神哲学》《耶拿体系1804—1805:逻辑学和形而上学》;薛华翻译出版了《黑格尔政治著作选》《哲学科学全书纲要》;梁志学重新翻译出版了《逻辑学(哲学全书·第一部分)》。如此大规模地翻译出版黑格尔原著,无疑有力地推动着黑格尔在中国复兴的热度。其三,每年国内学者就黑格尔哲学发表的论文不计其数,同时,各地黑格尔哲学读书班、工作坊、研讨会层出不穷,深度和广度都在不断推进。2017年底“黑格尔实践哲学中的行为与正义国际研讨会”在复旦大学召开,预示着一个新的起点:中国的黑格尔研究与国际黑格尔研究正在慢慢靠拢,共同的兴趣和问题意识使得黑格尔哲学在中国复兴的步伐正在与世界同步。

在讨论环节主要围绕康德和黑格尔关于正义概念的理解、黑格尔的国家观以及黑格尔的自由权利观展开。科维纲教授指出,康德对暴力和公正的理解还主要是在“思想革命”上进行的,而对黑格尔关于暴力的理解还需要进行伟大的人物和英雄的区分。英雄主要是那些建立国家的人,国家的英雄;伟大的人物不是指那些建立国家、而是那些实现世界精神的人。大河内泰树教授针对邓教授的霍耐特批判指出,霍耐特并没有放弃客观精神概念,但是他对黑格尔并不是完全接受。菲威格教授赞同邓安庆教授对霍耐特的批评,认为他不读黑格尔的逻辑学,当然对黑格尔的哲学无法准确理解。科维纲则似乎想要为霍耐特辩护,指出霍耐特确实是说过,如果我们完全遵循黑格尔逻辑学的论证结构,这有碍于黑格尔在后形而上学时代中其法哲学的“再现实化”,但是可以明确的是,霍耐特并没有立足于黑格尔的文本来解释上述问题。最后邓安庆回答了现代伦理理念为什么是基于自由权利之实现的正义论,法、道德和伦理为何表现为实现它的主客观的制度性机制。

然而,19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国内哲学界开始讨论究竟是“要康德还是要黑格尔”,学界对高扬“主体性”更感兴趣,学术旨趣明显地被引向康德,而“反主观性”的黑格尔则开始被人遗弃。在彼时学界对黑格尔不多亦不深的研究中,黑格尔哲学被定格在马克思主义所“批判”的那种“保守的”“官方的”“国家主义的”“以历史发展的逻辑必然性压制个体自由的”等负面形象中。1990年代,随着各种“时髦的”理论被一窝蜂地引进来,黑格尔哲学在国内学界的处境更为“悲惨”,它既遭受后现代主义的各种批判与解构,也受到分析哲学的打击与嘲讽,俨然像个无用的历史遗物,黯然沉潜于文化的角落,蒙上了各种灰尘。

接下来的主题学术报告,场场精彩,争论激烈,碰撞出了许多思想的火花。

第三,从属于黑格尔精神哲学中客观精神部分的法哲学亦成为研究的热门。随着《法哲学原理》新版译著的出版,黑格尔的法哲学研究在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法学、政治学和伦理学领域都成为研究的热门,不仅涉及黑格尔与马克思关系的重新考察,而且在自然法与伦理法等各个分支上竞相展开。

姓名:杨丽 韩瑀 工作单位:上海大学哲学系;复旦大学哲学学院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哲学院)

在本场报告的讨论环节,学者们主要围绕着如何理解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和如何分析安提戈涅的戏剧冲突等问题展开。复旦大学汪行福教授指出,在考察安提戈涅和克瑞翁关系的同时,我们也需要关注安提戈涅和她哥哥的关系,黑格尔恰恰强调这种兄妹关系使得安提戈涅通过埋葬哥哥而追求获得承认。同济大学余明峰副教授认为黑格尔的国家观念是一种伦理—政治国家,在中国研究黑格尔市民社会和国家理论的时候,是否可以实现所有元素的转换,这仍是一个问题。张双利教授则强调,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对话将涉及到个人和国家关系的重新理解,市民社会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两种不同的社会理论都将对于我们把握个人同国家的关系提供新的视角。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院长孙向晨教授在致欢迎辞时指出,黑格尔的哲学思想在当今中国仍有很大的影响,黑格尔哲学在中国的研究,不仅仅意味着黑格尔的哲学是一个重要的学术领域,更意味着我们需要通过黑格尔哲学来帮助我们理解自身与世界。

最后,科维纲作总结发言,他指出,这次欧亚黑格尔学术论坛,来自德国、法国、韩国、日本和中国各地的专家学者聚集在复旦大学,对最新的研究成果进行交流与讨论,提出了许多值得讨论的问题,这些问题不仅涉及行动与正义,还涉及到许多与当下中国和世界密切相关的问题。此次会议有多国学者参与,这无疑为我们推动黑格尔哲学研究的国际化研究提供了很好的范例。2018年8月在中国召开了“世界哲学大会”,我们不仅需要这样大型的国际学术交流,而且需要像我们这样的小型研讨会,围绕一些具体的题目进行研讨,使得交流更有意义,我们这次会议在这方面也起到了很好的表率作用。最后他代表参会学者表达了对此次会议筹备人员、尤其是邓安庆教授为此次会议的召开所付出的巨大努力表示衷心的感谢。

最后一场报告中,汪行福教授以“黑格尔:一个‘不情愿’的现代主义者”为题指出了现代性的复杂性与矛盾性,黑格尔并非一个反自由主义的保守思想家,而是一个反思的、自我节制的现代主义者,在今天这样一个“后乌托邦”时代,任何简单化和绝对化的意识形态都会堵塞现代性的自我更新之路,因此,黑格尔恰恰在其深入反思复杂的现代性方面对后现代的生活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余明峰副教授的报告题目为“家-国:对中国政治性概念的分析——联系黑格尔的法哲学”,他从对卡尔·施密特政治概念的理解入手,提出理解中国的政治性概念,关键要在本源上理解中国文化中的家国关系,黑格尔的国家观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启示。华东政法大学的张大卫博士做了“黑格尔论暴力与正义—一项关于康德和黑格尔的比较研究”的报告。最后,邓安庆教授的报告题目为“国家与正义—兼批霍耐特的黑格尔再现实化策略”,邓教授不满于霍耐特“别开”“国家”,把黑格尔的正义理论作为“一种社会分析的正义论”的做法,对霍耐特的黑格尔法哲学“再现实化”路径进行了批判,认为他的这一做法完全偏离了黑格尔,对黑格尔原本的哲学实施做了两次降价:一是把黑格尔的“实体形而上学”降价为“主体间的后形而上学”,二是把伦理理念的“理性标准”降价为主体间的“合理性标准”。通过这种降价来迎合当代的反形而上学潮流,不但不会达到他想要把黑格尔的正义理论纳入到当代政治哲学主流话语中的效果,反而因其偏离黑格尔法哲学太远,使得黑格尔正义理论的思想不可能有现实化的可能。所以,邓教授指出:如果黑格尔那里存在一种正义理论,那么这种正义,根本上只在国家层面,而不在社会层面。因为市民社会作为伦理丧失的环节本身不能解决正义问题,社会得以存在的基础和社会正义得以实现的可能性,基于一个现代的国家理念,自由与正义的伦理理念之现实化,即国家作为个人自由与福利和社会充分发展的条件与保障。

作者简介

张汝伦的报告间接地构成了对上述两位强调黑格尔哲学“现实性”之观念的强烈挑战,因而引发出第一个环节中关于如何理解黑格尔,如何理解其哲学的理论性和实践性以及哲学究竟是“改造世界”还是“理解世界”的激烈争论。同时引起了学者们激烈争论的,还有黑格尔关于国家正义及世界公民的相关理论是否能够对当今的全球问题有现实意义?菲威克教授不认同当今人类面临的问题只能以民族国家的形式来解决的说法,因为黑格尔的人格权理论是从“人”出发,不是从德国人、犹太人、英国人、法国人出发的,所以,民族国家在进入“世界历史进程”之后,都需要有一个世界性的眼光且必须受世界精神的引导和规范,普遍性的问题决不可能完全落入特殊性的国家和单一性的个体层面来解决。科维纲教授也从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相统一的角度,说黑格尔哲学中的“真”与“善”不能割裂,因而,正义是一个过程,黑格尔确实没有一个正面定义,他只是通过强调惩罚消除不法来实现正义。

与会学者合影留念 主办方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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